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
    发布日期：2012-11-06     阅读数： 14135

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

赵爱玲

四皓文化同其它历史文化现象一样，都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。但是, 四皓文化亦有其特殊性，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，所以，我们对它的研究务必从其源流入手，探求其形成发展演变的规律。

一

四皓文化，源发于四皓“避秦安汉”的历史。公元前213年，统一不久的秦王朝，开始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，朝廷内部发生了关于统治方针的争论。为了统一思想，维护稳定，秦始皇嬴政在咸阳宫大宴群臣，商讨方针。会上，仆射(博士官的长官)周青臣在敬酒时，发表颂辞说：“他时秦地不过千里,赖陛下神灵明圣,平定海内，放逐蛮夷，日月所照,莫不宾服，以诸候为郡县，人人自安乐，无战争之患，传之万世，自古不及陛下威德。”可是，言毕，博士齐人淳于越却反驳道：“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，封子弟功臣，自为枝辅，今陛下有海内，而子弟为匹夫，卒有田常，六卿之臣，无辅拂，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。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，非忠臣。”由于周、淳意见相左，丞相李斯上书痛斥儒生“不师今而学古，以非当世，惑乱黔首，”并建议下令焚书：“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杂烧之。有敢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者弃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烧，黥为城旦。所不去者，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。若欲有学法令，以吏为师。”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这一建议，于是没收烧毁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诸子百家的书籍，使天下百姓不得再用古代制度典籍来非议朝政。焚书事件之后，秦始皇不再有“下议于群臣”之举。

到了公元前212年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即坑儒事件。但坑儒事件并非焚书事件的直接继续，而是由于一些方士、儒生诽谤秦始皇引起的。在统一中国之后，秦始皇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死之药。方士候生、卢生等人迎合其需要，答应为秦始皇找到这种药。按照秦律谎言不能兑现，或者所献之药无效应者，要处以死刑。候生、卢生自知弄不到长生不死药，就逃之夭夭，而且诽谤秦始皇天性刚愎自用，专任狱吏，事情无论大小，都由他一人决断，贪于权势等等。秦始皇听到这些之后，盛怒不可抑止，并以妖惑乱黔首的罪名，下令进行追查，且亲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咸阳。

就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，唐秉(东园公)、崔广(夏黄公)、吴实(绮里季)、周术(甪里先生)等四位博士，因不满秦之暴政，避隐商山，皓首白发，过着“岩居穴处，紫芝疗饥”的隐居生活。这就是后世所称为的“商山四皓”。

斗转星移，更朝换代。秦末，爆发陈胜、吴广农民起义，推翻了秦王朝，后经楚汉纷争，刘邦打败项羽，建立了汉朝。汉高祖刘邦问鼎之初，求贤若渴，因慕四皓之名，曾遣使商山，邀其入朝佐政，四皓因其“轻士善骂”，义不受辱而不应。刘邦晚年，欲废吕后子刘盈太子位，改立宠姬戚夫人子赵王刘如意。吕后知情后十分恐慌，经人建议，即用张良之策，派人捧太子刘盈亲笔书信，召请四皓入京师保定太子，力挽危局。四皓果然智慧过人不负众望，出山入京后，辅佐太子扭转了危局。据《史记.留候世家》载：“汉十一年，黥布反，上病，欲使太子将，往击之。四人相谓曰：‘凡来者，将以存太子。太子将兵，事危矣。’”同时，四皓还认为：“太子将兵，有功则位不益太子；无功还，则从此受祸矣。”于是，建议吕后“为上泣涕而言”， “黥布，天下猛将也，善用兵，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，乃令太子将此属，无异使羊将狼，莫肯为用，且使布闻之，则鼓行而西耳。上虽病，强载辎车，卧而护之，诸将不敢不力。”吕后从其言，泣涕进谏，刘邦无奈亲自东征平叛。由于太子刘盈得到四皓相助，刘邦不得不对戚夫人说：“我欲易之，彼四人辅之，羽翼已成，难动矣。”从此刘邦酝酿已久的废立念头打消了。太子刘盈保住了皇储地位。到公元前195年，刘邦病故，太子刘盈继位，是为孝惠帝。为了报答四皓的定储之功，“惠帝报先生以三公，皆不受而去。”依旧隐居山林，直到终老葬于商洛山中。后惠帝令三千御林军，每人自长安携土十斤，前往商山为四皓墓培土，并在商州城南高车岭为四皓建庙修祠，以供四时祭奠。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《商山四皓》诗云：“白发四老人，昂藏南山侧。偃卧松雪间，冥翳不可知。云窗拂青霭，石壁横翠色。龙虎方战争，於焉自休息。秦人失金镜，汉祖升紫极。阴虹浊太阳，前星遂沦匿。一行佐明圣，倏起生羽翼。功成身不居，舒卷在胸臆。窅冥合元化，茫昧信难测。飞声塞天衢，万古仰遗则。”李白的这首诗，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四皓避秦安汉之后，高官厚禄皆不受，依旧归隐山林而不出，修道洁身，直到生命终结的全过程。

四皓的史事，先后经司马迁、班固、司马光等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载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名著记述，并经政治家和思想家评说，文学家和艺术家歌咏传颂、发挥演绎，广为流传，逐渐形成了以散文、诗歌为主体，兼及绘画、书法、碑刻、雕塑、祭祀、民俗等一系列咏四皓、唱四皓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，这些都为我们深入研究四皓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和依据。

二

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，“学而优则仕”几乎是所有寒窗苦读之士的追求和愿望。但是，在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，人身依附严重，人格尊严受到极度压制，个人的社会价值、政治主张无法实现，尤其是官场黑暗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血雨腥风，使得许多睿智而胆怯之士感到恐惧和忧虑，一些人无法适应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，自然而然生出了退隐之心，于是逃避、隐藏就成了他们的一种选择。虽然这种选择是软弱无力的反抗，是无可奈何的回避。但却成就了中国的“隐士文化”，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隐士，大概是巢父和许由。传说尧时，尧曾想把帝位禅让于巢父，但被巢父谢绝了。尧又欲让位于许由，许由不就，躲到山下去种地，尧以为许由谦虚，更加敬重，又派人去请他，说如不受帝位，欲召为“九州长”，不料许由听后，立刻跑到山下水边去洗耳，此时适逢其友巢父牵牛而来，问许由为何洗耳，许由曰：“尧欲召我为九州长，恶闻其声，是故洗耳。”巢父听后冷笑说：洗耳将污及池水，恐脏了我的牛嘴。言毕，遂牵牛止上游饮之。这就是后世所称道的“洗耳饮牛”典故。

从巢父、许由之后，可以说历朝历代隐士层出不穷。那么，何谓“隐士”？“隐士”一词从结构来看，隐，就是隐藏。名人、官人、招摇过市的人，处处卖弄推销自己的人，肯定都不会隐藏，更不是隐士。而“士”是什么？是知识分子，是有学问、有思想、有智慧的人，不是“士”的人，你再隐藏，也肯定不能称为“隐士”。《南史.隐逸》云：隐士“须含贞养素，文以艺业。不尔，则与夫樵者在山，何殊异也。”这表明，隐士是素质很高的，且多为有思想的文人，否则，跟深山砍柴的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其次，从词义来看，隐士就是“隐居不仕之士”，即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隐居，或者曾做过官的人懒怠做了隐居，才有资格当隐士。而那些当朝为官者，断然不能称其为隐士的。可见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，而是有学问、有才能、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，不屑于做官，不为此做出努力的高人。

当然，中国的隐士文化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孔子说过“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隐，”孟子也说过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，文人得意时仕，失意时隐，自古而然。存在决定意识，环境改变人品,这是个普遍原理，要彻底摆脱或彻底超越是极其困难的。所谓“小隐隐于野，中隐隐于市，大隐隐于朝，”是由外界对本心干扰程度而言的，外界对本心干扰的程度越大，就越能守住本心，隐士的量级也就越高，如果按照量级高低来划分，所谓隐士大抵可分为以下十种类型。第一类，属于真隐、全隐型，他是隐士中量级最高的类型。这类人从不去做官，即就是皇帝老子下令征召也不应。如晋宋间的宋炳，元代的吴镇等人。第二类，属于先官后隐型。这类人一般都是由于社会黑暗、官场腐败，士人不堪忍受，辞官隐居。如东晋时的陶渊明和明代的文徵明。第三类，属于半官半隐型。这类人从名义上看，虽在朝为官，却不问政事，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，他们虽然不能算做真正的隐士，但却有非常浓厚的隐逸思想。如唐代的王维。第四类，属于忽官忽隐型。这类人是先官后隐，朝庭征召，又出山入朝，但做了一阵子后又归隐山林。如明代的董其昌。第五类，属于假隐型。这类人虽不做官，但好和官家打交道。如明代的陈继儒，被人讥笑为有“翩翩一只云间鹤，飞来飞去宰相家。”第六类，属于名隐实官型。这类人虽身为隐士但还多问朝政，隐居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己。如南朝齐粱时的陶弘景，人虽隐居山林，且被人称为“陶隐士”， 但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，被称为“山中宰相”。第七类，属于以隐求官型。这类人往往是以隐居为手段谋取高官厚禄，实非真正的隐士。如唐代的卢藏用，此人考取进士后，先到终南山隐居，等待朝庭征召，后来果然如愿以偿，被授官左拾遗。第八类，属于无奈而隐型。这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，但又不满当局者，隐居是为了表示不与其合作。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、黄宗羲等人，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政府合作，他们也不是真正的隐士。第九类，属于真隐而仕型。这类人基本上都是真隐，但由于种种原因出山入朝，无法继续隐下去。如殷商时的伊尹，商周时的姜尚，元末的刘基，三国时的诸葛亮等人。第十类，属于即官即隐型。这类人身为朝庭命官，但做官不问政事，“居官无官官之事，处事无事事之心，”随波逐流，明哲保身。

对隐士的评价，历来有褒有贬，但在我看来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春秋战国时，列国纷争，士人游说各国，个性张扬，合者留，不合则去。但到了秦汉以后，或仕途单一，其人格尊重受到极度压制，或因政治主张不同，鄙视权贵，士只能以隐退的方式，来维护其人格尊严和正义。所以我们说，隐士及隐士文化是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，它是君主专政强权政治的产物。在皇权的高压之下，官场政治险象环生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血雨腥风，使得许多睿智而胆怯之士感到恐惧和忧虑，所以有些人无法适应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，自然生出退隐之心，这实际上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反抗，是无可奈何的回避。

四皓实际也属于隐士。早在魏晋时期，皇甫谧所撰《高士传》记录了上古至魏晋隐逸之士96人，四皓就名列其中，且被赞为“皆修道洁己，非义不动。”此后，虽有争论，但四皓的形象多以隐士论之。南朝宋史学家范晔曾在《后汉书.逸民列传》序文中将隐士归纳为六类：一是隐逸以求其志；二是曲避以全其道；三是静己以镇其躁；四是去危以图其安；五是垢俗以动其概；六是疵物以缴其清。显然四皓当属二、四类之列。这正如宋时王禹偁所言，“先生避秦，知亡也；安刘，知存也；应孝惠之聘，知进也；拒高祖之命，知退也。”“危则助之，安则去之。其来也，致公于万民；其往也，无私乎一身。”所以，如《易》称“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”而且，四皓之举充分显示了“良禽择木而栖，贤才择主而事”的义士立场，以及其“进不失仪，退不言功”的高风亮节和处世行事精神。这正是四皓文化的源，也是四皓故事千古传唱不衰的原因。

三

历史传承文化，文化记载历史。四皓文化本起于“避秦安汉”的史事，从司马迁最早将四皓的故事载入《史记》之后，两千多年来，围绕对这一历史的评说、传唱不绝。就其发展轨迹而言，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。

第一个阶段，即初始阶段。秦未汉初，四皓文化的形式除四皓的《采芝歌》、《复子房书》和张良的《与四皓书》外，多以史传出现，其代表作品当然首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《史记.留候世家》用了大约1200多字记述了四皓出山辅佐太子刘盈保定储位、化解危机的经过。本篇旨在写留候张良，但用了不少笔墨给予四皓以特写，且记述入情入理，惟妙惟肖。其次，是班固的《汉书》。《汉书》中对四皓的记述多达十余处，它不仅全面肯定了《史记》的记载，而且还高度评价了四皓的高风亮节，说他们“皆未尝仕，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，”对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。从而实现了四皓文化历史与现实的结合。

第二个阶段，即形成发展阶段。三国魏晋南北朝时，四皓文化多以咏诗、笔记为主，其代表作有曹植的四言古诗《商山四皓赞》，全诗虽仅8句32个字，但却全面概括了四皓“避秦隐形”、“养志弗营”、“保节全贞”、“汉嗣以宁”出世入世的四个阶段和品格，诗云：“嗟尔四皓，避秦隐形。刘项之争，养志弗营。不应朝聘，保节全贞。应命太子，汉嗣以宁。”另外，还有东晋时陶渊明的《赠羊长史》和南北朝时庾信的《奉报寄洛州》等赠诗影响也不小。其次，在笔记方面，东晋著名道学家葛洪的《抱朴子内篇》、《抱朴子外篇》对商山及四皓都有记述和议论。

第三个阶段，即繁荣发展阶段。在唐代，四皓文化同唐代文化一样发展进入黄金时期，咏四皓、赞四皓、题四皓的诗歌，仅现搜集到的就有一百多首，作者多达40余人，其中不乏诗仙李白、诗圣杜甫，以及王维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杜牧、元稹等著名诗人。在他们这些人中，尤其是白居易曾“七年三往复”商山，涉及四皓之诗达29首之多，位居之冠。当然，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，对四皓的评价也有不同看法，特别是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在评价四皓问题上各持一端，针锋相对，前者是极力地贬低，后者则是极力地拔高。元白之争，不仅体现了四皓文化的多元化，而且也反映了四皓文化的影响之大。

第四个阶段，即扩展发展阶段。唐诗宋词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。到宋代，四皓文化得到了明显的扩展。这一时期除有文学家的作品，还有史学家、哲学家的评说，从而使四皓文化向多领域拓展。宋诗虽没有唐诗那样辉煌，但有关四皓的诗达三百首之多，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、王安石、王禹偁、文天祥等不少大家也名列其中。另外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这一时期有柳宗元的《四皓赞碑》、王禹偁的《四皓庙碑》、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考异》，以及周密《齐东野语》中的《四皓名》辨和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中的议《四老安刘》，对四皓精神与实质，以及四皓考辨等进行了全面阐释和较为详细的考证。尤其是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中，对司马迁所说刘邦“竟不易太子者，留候本招此四人之力也”提出质疑，认为刘邦“恐身后赵王(如意)不能独立，故不为。”的主张，并非“山林四叟”几语能改变，所以四皓辅立太子刘盈并非事实，史不可取。这虽属学术问题，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。

第五个阶段，即绵延发展阶段。到元明清时，四皓文化在曲折绵延中发展。这一时期，元曲、小说兴盛，诗歌、散文相对逊色。所以有关四皓的诗文虽不及唐宋，但也有收获，如郑板桥、赵孟頫的《四皓》、陈祁的《竭四皓墓》以及李本定的《四皓古陵》等。另外，这一时期，有关四皓的歌赋、碑文、志书、绘画等数量可观，尤其是明清时的碑文、志书，如马理的《修四皓庙碑》、苏浚的《重修四皓墓碑》、王邦俊的《书四皓碑后》、许宸的《重建四皓庙碑记》，以及《商略》、《商州志》、《商州志续辑》、《续修商州志》和《直隶商州总志》等地方志书，收录了为数不少的四皓文化史料，这些史料不仅为当时资政育人提供了参考，也为后世研究挖掘四皓文化奠定了基础。

第六个阶段，即发展的新阶段。到近现代，四皓文化经历了由衰转盛的过程。鸦片战争失败后，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帝国主义列强入侵，华夏文化受到摧残。后来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“破四旧，立四新”四皓文化遗存也是在劫难逃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迎来新的春天，四皓文化也是枯木逢春，得到了抢救和保护。1984年，商州四皓庙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；1992年，丹凤县四皓墓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并建立文管所，加强了维修、保护和管理。特别是近年来，随着“商山四皓碑林”的建成开放；《商山四皓历代诗文集注》、《商山四皓研究》、《商山四皓墓碑林园书法精品集》等专著、文集的出版发行；以及“商山四皓文化研究会”、“商山四皓研究会”相继成立，一个研究四皓文化、传承四皓文化的新局面已经形成。

总之，文化是民族的血脉，是人民的精神家园。四皓文化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四皓文化缘起于秦未汉初四皓“避秦安刘”的史事，两千多年来，围绕这一历史对四皓的评说、传唱，经历了初始、形成、繁荣、扩展、绵延和新发展几个阶段，逐渐形成了以散文、诗歌为主体，兼及绘画、书法、碑刻、雕塑、祭祀、民俗等一系列文化现象，汇成了经久不息、丰富多彩的四皓文化流，滋养着我们的思想文化园地。今天，我们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立足发展先进文化、建设和谐文化，就是要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，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，古为今用、推陈出新，坚持保护利用、普及弘扬并重，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，努力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，从而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、教育人民，服务社会、推动发展的精神力量。  

     （作者单位：中共商洛市委党校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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